年近四十，遥望来时路，回首语文事，多多少少懂了些：语文人的成长并成熟都是浸染在时光里的，和语文紧紧联系的阅读、思考、设计以及课堂实践，都是需要和岁月一起沉淀、发酵后才升腾绚丽的。而阅读，是垫起我教学高度和深度的基石。
2009年大学毕业，刚上讲台的那几年，我教得很勤苦，早出晚归，时间和精力全都倾注在教学和管理上，但很少读书。我以为，勤抄教参，多考试，多批改，多校对，语文如此重复，却从未想过要把阅读变成生活方式，要找回生命灵魂的呼吸。
阅读的回归，缘于我的一堂语文公开课。2013年的秋天，在安徽省亳州市举行的语文教学观摩会上，我执教汪曾祺先生的散文《胡同文化》。“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”，根据教参解释，文章写了汪曾祺先生对北京“胡同文化”的批判和否定。我就此理解上了一堂颇为满意的课，那一句“虾米熬白菜，嘿”的朗读更是激起了阵阵掌声。
可没多久，我无意中读到了史绍典先生对《胡同文化》一文的解读：“他没有对胡同文化进行批判，完全没有批判的意思。对胡同文化，他有一种依恋、一种感伤、一种怀念，还有一种无可奈何。”原来，《胡同文化》是汪曾祺为《北京胡同》这本摄影集写的“序言”，这本摄影集就叫《北京胡同》。《北京胡同》本身，有一种强烈的保护北京特有胡同的情绪。“它是在批评、批判胡同文化吗？”这几行字，杂志上印得不大，却是那么显赫地晃动在我眼里，晃着晃着就化成了这样一声棒喝：“你有读书吗？”我羞愧至极，为自己的无知和浅薄，更为那无数个不阅读的日子。
教学的孱弱其实就是阅读的苍白。钱梦龙老师说：“语文教学其实也是语文教师自身读写状态的生动展示。”“有些语文教师平时除了几本‘教参’几乎什么书都不读，什么文章也不写，一心想在教学方法上花样翻新，以为这样就能提高教学水平，这种舍本逐末的追求，结果必然是缘木求鱼。”书香澄余滓，杳然天界高。语文教师失去了阅读的基石，黯淡了思考的灵魂，把自己一味封闭在狭小的教参空间，必然会流失生命的气息，他的课堂也必然走失灵魂。
书架开始生长。余华的《活着》挤走了教案集，福贵牵着老牛经过讲台时，总有学生偷偷抹眼睛；木心的《文学回忆录》躺在办公桌抽屉里，上课铃响前翻两页，粉笔字便染上春秋战国的烟雨。最惊喜的是《论语》，从前只当它是考点大全，如今却在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”的句子里，看见两千多年前带着学生踏青的孔老师，他的布鞋上沾着和我们春游时一样的草籽。
去年教高一时，讲解《赤壁赋》时，我把苏轼的孤舟泊进了小王子的B612星球。学生们惊觉，“寄蜉蝣于天地”的苍茫与“驯养玫瑰”的执着，原是生命长河的两岸青山。当有学生用《寻梦环游记》的万寿菊桥，连接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的差序格局时，教室上空的积雨云突然裂开一道光的缝隙。
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：“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，莫过于他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。”安静下来的我，开始利用教学外那些边边角角的时光去读书。读鲁迅，读余华，读蒋勋，读木心，读博尔赫斯，读《论语》，读《庄子》，读唐诗宋词，读哲学的、文学的、美学的……
钱梦龙先生的箴言恰似醍醐灌顶：“语文教师自身读写状态就是最生动的教参。”那些年困守教参的苍白岁月，恰印证了朱永新的论断：“没有教师的精神成长，何来课堂的生命气象？”当我在教育典籍中寻找救赎，苏霍姆林斯基的忠告与于漪的教诲形成和弦——教师书架的高度决定课堂的海拔。叶圣陶的“教是为了不教”在书页间苏醒，王栋生笔下的教育良知像一盏灯，照亮了我教案上蜷缩的旧灵魂。
阅读上去了，思想深邃了，眼光独到了，教学也就灵动了。教《孔乙己》，我从“记”字切入直逼看客冷漠的人性，且使看客的冷漠有了历史的纵深；《临安春雨初霁》着眼“小楼一夜听春雨”一句，就和学生们一起真切地听到了放翁那遥远的关于国之爱的叹息；《琵琶行》里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“唯见江心秋月白”，仅点此两句，乐天的浩渺情绪即刻漫溢至我们每个人的心里……
人的心境得以改良，你的课堂也因而润泽。批改作文时，我常在红笔停顿的间隙望向窗外。红枫树的新芽又爬上三楼的窗沿，让我想起初上讲台时总爱引用的句子：“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。”如今才懂得，最先要摇动的，是自己这棵曾险些枯槁的树。那些在书页间重新生根的日子，那些被学生的泪与笑浇灌的深夜，终于让年轮里长出了更柔软的春天。
（作者：叶静系山东省临沂市临沂商城实验学校语文教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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